文化和传统对于现实的影响——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法律方面——都的确是始终存在且无法摆脱的。
首先，天皇具有副立法权。但在实行实质法治主义国家中，宪法在实质上羁束法律，要求法律本身的内容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及原则，其中，违反宪法规定或宪法原则的法律，特别是侵害国民基本人权的法律无效。
在现阶段，日本无论在法律制度上还是在法律实践中，可以说都已经确立了实质法治主义的原则。与明治时代的救济制度相比，现行宪法下对国民权利进行救济更为充分。而明确提出国民主权论，认为近代国家的本质要素在于确保国民的自由，因此[[15]]，民权学派强调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应当尊重与保障国民的权利，为此必须限制国家权力。从依法行政原理来看，我们希望规范行政权的法律尽可能地严格，通过法律的严格规定，对行政行为的要件、内容、效力予以明确化，不承认行政权判断或行动的余地，从而将行政权局限于执行法律的羁束的状态。[[11]]但随着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的发展，国权学派也不得不承认最低限度的法治主义，认为国民原本对于国家负有全面服从的义务，但在设立国民代表议会后，国家在议会承认的情况下，对于国民具有命令的权限，国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于国家的命令负有服从的义务。
[[20]]明治宪法下的行政权作为天皇统治权的一环，采用对天皇负有责任的国务大臣辅弼天皇的形式。第二，司法权对于行政权的控制，根据法的支配原理，裁判权由普通司法法院统一掌握，司法权对于行政权具有裁判权限。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公共利益的保护和公共事务的维持，乃是现实政治的直接的甚至也是根本性的重大目的，而在现代社会，这种政治的需求和目的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由法律来担当和承受的。
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实际上，从法律诉讼的本质来讲，任何一个社会纠纷一旦成为法律纠纷，实际上就已经表明纠纷各方在利益对立方面已经不可能心平气和地加以和谐解决了，假如有一点点这样的可能，他们也不会求助于法律和司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和谐司法就如圆的方或者方的圆一样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事物完全是政治性的，[3]因为政治不是某一种社会类型（图象、整体社会等）的活动，而是所有社会和所有集团的一种活动。[15]另外一个可以作为例证的是，早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即里约地球峰会）上，全世界154个国家就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随后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由于政策需要制定和实施，那么权力就成了政治活动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因此，司法从专业性的技术层面诠释与实践现实的政治需求才是其本性与本职的表现。
在制度层面，政治是在共同体中并为共同体的利益而作出决策和将其付诸实施的活动。[6] 由此也同样可以看到，学者们对于法律与政治或者说政治与法律之间的紧密关系——无论是逻辑上的、价值上的还是事实上的——始终都是高度认可并给予了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阐释的。因此，不首先关注和考虑司法实践的法律效果而单纯地从政治效果或者所谓的社会效果上去使劲，最终所损害的将不仅仅是法律的权威，而且最终也将损害政治的权威。第二，在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原第三款相应地作为第四款），特别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共有9条，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第一，在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末尾增加了这样的内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再次它主要以对社会共同体共同利益的保障为核心的公共决策的制作及其实施为首要关注。修正案将其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政治同权力和意识形态紧密相联。
具体行政层面的政治作为法律的现实目的，的确是通过法律为具体行政行为和行政活动服务体现出来的，这种服务无论是表现为对于行政活动和行政行为的限制与制约，还是对于行政活动和行政行为的指引与疏导，都在实体内容与具体过程与程序方面表现为法律作为行政活动和行政行为的具体依据和标准。当然，人们对作为法律实践背景的政治的理解，尤其是对于政治如何或者应该如何作为法律实践背景的理解，确实又很难完全摆脱政治功利主义的现实追求，从而很有可能不适当地过分张扬或者夸大了法律实践的政治功能与政治效果。
各级党组织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全体党员都要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三、政治作为法律的实践背景 法律和政治所面对和处置的几乎都是共同的问题，即公共利益、公共权力、公共事务的边界及其运作与处置原则，而这也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其与以个人主体为核心的私人利益的关系。
1952年，我国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尽管作为纯粹的技术手段的法律规定可能长期以来没有变化或者变化缓慢，但这部分法律规定始终是服务于整体的法律制度的实践运作的，因此，它们要起到应有的作用，就必然、也必须附着于相应的法律制度大类别以及法律制度的整体，离开了这一点，其单纯的技术存在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也不可能真正地得到很好的实践运作。2007年12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同参加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指出：大法官、大检察官要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切实承担起带领广大法官、检察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保障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而不懈努力。其次，从法律的实际内容来看，从古到今，无论是西方世界各国还是东方世界各国，在法律制度——无论是实体性的法律还是程序性的法律——体系中，与政治活动及其过程直接相关的法律比如宪法性法律、行政性法律、刑事法律、程序性法律等都占了非常大的比例，其重要性也首屈一指地居于首位。法律效果是这是三个效果实现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好的法律效果绝对不可能有好的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第四，尽管政治没有权威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实际上政治却是与权力分不开的，即将决策强加给不愿服从的成员。
这样的政治概念包含了四个基本要素：第一，政治预先假定存在着观点上的分歧，它们即使不涉及最终目标，至少也与实现终极目标的最佳手段有关。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至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的最高的政治理想和最重大的政治现实任务。用另一句话来说就是，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就单纯的逻辑推演还是客观的历史与现实状况来说，无论是从价值诉求来看还是从事实证明来说，人与政治都始终是处于一种双向互动、彼此塑造而永不完结的过程之中：即在真实社会生活之中，人都始终是政治的人，而政治也始终都是人的政治。
但法律的实践运作一般情况下也不可直接地将现实政治的功利目的纳入具体的法律实践环节甚至以其为根本性指针而放弃或者忽视法律本身的目的。[14]也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与现实政治情势促动下，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包含14条的宪法修正案，其中特别重要的内容体现在：第一，对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做了修改，明确提出了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因此，有多少不同的集体即人类集合体，就有多少种不同的政治体制，而大致说来，政治制度通整体社会的整个制度并无真正的区别，前者是后者的一个方面（或若干个方面）。[8]参见周叶中主编：《宪法》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二章第三节新中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就法律而言，各个社会或者国家的现实法律制度模式及其实践运作尽管在表面上趋同的方面似乎很多，从所使用的语言到具体的规范和制度相似性特别的明显，比如，翻开世界各国的现行宪法，你就很容易发现它们之间的家族相似性的程度异乎寻常地高，但是在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或者国家的法律制度模式及其实践运作，也都必然受到该社会或者国家的来自于其历史中的整体意义的文化传统以及具体的法律文化传统的直接的深刻影响和制约，当然也要受到现实的各种具体的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从而，在法律的实践运作中，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摆脱政治的现实影响与制约，政治不能不成为实际的法律实践运作的背景与重要考量因素。
我国法律实务界和法学学术理论界，现今如此这般热烈地言说和论及着和谐司法这个话题，在很大程度上可能首先在于应和和谐理念在我国法律实践中已经表明和将要表明的巨大的现实的政治功利，换一句话说就是，和谐司法的理念表达与实践推行实际上乃是和谐社会构建的一种政治意境的法律比附。或许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肯定地宣布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的根本原因。
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制定所发生的各种论争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第二，政治是作出决策并付诸实施的活动。
作为法律职业人，大法官和大检察官们当然必须坚持宪法法律至上。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在这样的政治现实背景下，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包含6条内容的宪法修正案，其中特别重要的有两个方面：第一，宪法第五条增加了一款作为本条的第一款，特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当然，我本人能够充分地理解，和谐司法的提出的确反映了我国司法机关强烈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责任观念。最后还指出，这种必要的控制既可能存在于法定的政府体制之内，也可能存在于这种体制之外，而存在于政党之内。至此以后，我国全国司法系统（法院和检察院系统）就全面地开展了对于三个至上的学习，并要求全体法官和检察官要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司法案件的处理一定要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三者高度统一。
我也同意从根本上说司法本身就是另一种形态的政治。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在一些左的、僵化的思想和观念影响之下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和思维模式严重地影响和制约了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妨碍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打破旧的、左的、僵化的政治思维和观念意识，成为现实政治实践最为关键的政治现实，在这种政治情势的推动下，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个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在宪法第十一条上增加规定了这样的内容：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
因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从温和的感化到直接强制等各种压力手段，而权力就是泛指这些类型的压力手段的最广泛使用的字眼，尽管对权力这个概念到底包含些什么内容还有相当大的争论。在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加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增加社会财富总量，扩大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
法律的存在与运作始终体现着的政治逻辑主线,即政治作为法律的存在根基、现实目的、实践背景和发展动因,一方面反映出法律对于政治的事实上和逻辑上的依赖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政治对于法律在事实上和逻辑上的控制与决定性。为了把这一治国方略真正落实到实处，国务院在1999年以国发（1999）23号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